Prole

【左看】 法利賽人東來　英日同盟孽種
文 趙萬來／大學教授

洋教，無論是羅馬公教或誓反新教來到東方，都是夥同殖民主義者的船堅砲利而橫柴入灶，從而發生很多「教案」，在在令人髮指。台灣亦然，不乏「上帝的選民」挾著約翰牛的威勢而對土著同胞大加糟蹋，血淚斑斑，並且隨著英日國同盟之成形，日軍據台獲得基督教長老教會大力支援，甚至台南首由洋牧師開城稱降，不但個人獲得天皇頒台唯二的旭日勳章，並且在底下50年的日據時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總督府奧援下也得到大發展。

這是台灣人的一頁痛史，也是基督教長老教會欠台灣人一個道歉。哪想到，賣台突變為愛台，居然長老教會儼似台灣的守護神，倡導台獨，一次不夠，再一次鞭策民進黨政府，好像愛台第一名，牧師晉陞為國師。

天知道，長老教會傳福音無方，教友日益萎縮，青年團契遍湊不足，教堂未來要關閉的正有多多，不過是台灣宗教市場的一個零頭，還比不上佛道的任何一支小宗派，就憑這點能耐，不究既往，有什麼資格拉大嗓門，指點台灣前途？尤令人不屑的是，近20年在為台獨禮贊哈利路亞時，何曾為島上日益淪落並擴大的窮人說過公道話？這是一群法利賽人，從耶路撒冷流竄到這裡來，真是台灣的大不幸！

from 台灣立報《言論廣場》【左右看】2005-02-24

【左看】 販仔擅利，無惠於農
文 趙萬來／大學教授

宛如棄民的台灣農民時來運轉，連連受到北京大頭的點名示惠，胡錦濤、溫家寶、回良玉以及陳雲林都眾口一聲，頓成「寄望台灣人民」的標竿。時間發生在申請世貿組織12年終獲准入，並又屆滿3年過渡期的當口，也就是台灣農民盡遭放水，行將洪峰滅頂的緊要關頭，竟然出現我丟人撿的奇遇，真叫人仰天長嘆，這是救生圈？或徒然的一根稻草？抑是匪幫謀我的釣餌？

實在講，台北當局不用慌，北京當局不必喜，因為開門接納台灣水果進口，以及招徠台灣農民西渡種植的兩項政策很難得到預期效果。請兩岸的決策者睜眼看，台灣農產品的內銷市場從來不是農民所能涉足、訂價的，五十年如一日，就是「販仔」在操弄，極盡盤剝層朘之能事，務農淪為血牛，這是昭昭在人耳目的事實。如今面對遙遠而又廣闊的海外市場，更隔農民一萬重，不過是讓商販獨擅其利，北京爭取農心的意圖怕要落空。尤為反諷的是，今年在商人炒作下，果價翻高，只怕要得罪消費大眾。

至於農民移植大陸之事，歷有年矣！多是鎩羽而歸，蓋小農進入中國的農村大海，運途乖桀可想而知，這是10年來中南部由藍轉綠的內在動力，倘若中共不檢討前失，不澄清基層政府的吏治，理順土地產權關係，是則招農只會招怨。

from 台灣立報《言論廣場》【左右看】2005-03-17

採訪-本刊記者 李海波
地點：《中國青年》編輯部電話採訪
時間：2005年1月14日下午3點
人物：高明偉，24歲，深圳某建築公司網路佈線工

我當年連考兩年都沒考上大學，我是家中老大，不想連累家裏，最後決定不考了，都19歲了，憑這身力氣一樣能掙錢！

之後的半年裏，我從陝西販過花椒，去山西倒過焦炭，也曾在鄰縣的一個小煤窯下過一段時間井，還在一個修公路的工程隊裏拌“大料”，就是把瀝青和石頭混在一起的活兒。到春節算了算，掙了2000多塊錢，剛好夠弟弟妹妹下一年學費。可這樣幹下去，我自己沒啥收穫啊，除了比上學時更不怕苦不怕累，這樣的生活讓我看不到頭在哪里。一起打工的堂哥給我作過一個"規劃"：出門打工三年，掙1萬塊錢存著，然後回家娶媳婦，我是高中畢業，肯定能"說個好的"。說實話，這曾對我有相當大的誘惑......

後來，在縣城電信局工作的表哥要我跟他到蘭州做一個工程，工作就是給網路佈線，其實也就是負責在牆上打孔。一個月給500元。

佈線幾乎是一個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從機櫃裏的交換機上引出一根網線到一樓，這根線拉到一樓必須要穿牆打洞，還要繞若干個圈子。

表哥自己做得一手好活兒，機櫃裏亂七八糟的網線他三下兩下就可以理得整整齊齊，登高下低打洞穿管拉線更是不在話下。拿著沖氣鑽一陣狂轟後，接下來的拉線很快就完成了。那天打完了牆上的孔，表哥問我：“你將來想做什麽？”我茫然地看著他，不知從何說起。眼前的繁華我知道距離自己無比遙遠，可我甘心回到那個連水也沒有的老家平平淡淡過一輩子嗎？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我決心好好學習業務，既然是與網路有關，那我就該精通這方面的知識。此後三年，我一邊佈線一邊學習，成了一個精通網路硬體知識的“土專家”。

2003年，我決定到深圳看看，哪怕摔個頭破血流，也要看看自己能不能不再僅僅是一個佈線的民工！

在深圳我被一家做系統集成的公司錄用做業務員。對我來說，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每天出去漫無目的地去拉單子，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兩個多月過去了，我一個單子都沒有拉到， 可能是老闆看我爲人還算老實，也沒有責怪我，反而是公司裏有什麽佈線的專案也讓我跟著去幫忙。

第一次讓老闆大吃一驚是在給一家臺灣企業佈線時，記得網線引入機櫃時剛好趕上下班時間，因爲急著回家，技術員在他們的機櫃下面一陣狂拉，然後插到交換機的埠上就走人了。誰知第二天早上就接到了對方電話，一頓劈頭臭駡，說我們搞斷了他們的網路通訊，很多國外的分公司都訪問不了他們的伺服器……公司派了好幾撥人過去，都找不到故障原因，這下可急壞了老闆。

當時我就想：不至於吧，不就是一個佈線的問題嗎，怎麽會影響和國外的通訊？一定另有原因。“讓我去試試看吧。”老闆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想法同意我去。

我費了老大的勁兒，才找到毛病：施工的工人太著急，把路由器一個插頭的針給弄斷了！

從那天開始，我就不再跑業務了，老闆安排我專門負責公司佈線的技術問題。可是，除了工資高一些，還不是和我這幾年所做的沒什麽區別嗎？我不還是一個稍微高級一點兒的民工嗎？

2004年5月，我離開了那家公司，決心學點兒知識。我能學什麽呢？我想起了CCNA，我大概知道CCNA是關於網路基礎知識和CISCO的操作軟體知識，可是考試是全英文的......這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大概也就只記得26個英文字母了，能去考嗎？還有昂貴的培訓和考試費用從哪里來？最終我還是東拼西湊買了台二手電腦，幸運的是，我發現了一張光碟上有網路基礎知識和CCNA的中文教材。

我開始了自學，空閒時間還是幫別人做做網路佈線的活兒。和我一塊兒租房子的人是一個學校的研究生，因爲要考託福，拉了根電話線上網，我搭了個順路車，下載了很多新的類比軟體和類比考題。

五個月後，考前第三天，我把類比試題做了一遍，正確率基本上達到100%，2004年10月27日那天，我順利通過考試，就這樣，一個高中生把CCNA給過了......

可接下來我試著發出去的簡歷100%地沒有回音，甚至在一個高級人才招聘會上，有一個人看到我是高中學歷很委婉地暗示我說："這裏不是你來的地方。"我當時難過得真想哭，我還是忍住了，的確，在幾個月前，我還只是一名民工，欠缺的東西不是一個證書能彌補的......

春節前我找到了一個和原來差不多的新工作，再次扛起沈甸甸的沖氣鑽在震耳欲聾的轟鳴聲中開始我的民工生活，但是我不後悔這五個月所付出的努力。我畢竟成功了，我畢竟取得了我在一年前連想都不敢想的成績。而且我有了新的目標，以前我一直覺得做民工就是我的命，現在我卻堅信我不會永遠只是一名民工！

與民工對話

《中國青年》：這一年賺了多少錢？
高明偉：剛開始半年掙得多點兒，存了一萬多元，後來斷斷續續活兒少了，租房子買東西，現在手頭還過得去，還有四千左右。春節前應該能寄回家一些。

《中國青年》：這一年最開心的和最傷心的是什麽？
高明偉：最開心的是考CCNA通過，最傷心是妹妹沒有考上大學，我希望她能複讀，我不希望弟弟妹妹和我一樣。

《中國青年》：最苦惱的是什麽？
高明偉：沒有安全感，不時地會有種恐懼的感覺，城市生活我無法完全融入，有時候，一些眼神能讓人不開心很久，這是和我一樣的民工最苦惱的事情。

《中國青年》：最害怕的是什麽？
最牽挂和最害怕的還是家鄉的消息，去年沒有回家，父親身體也不太好，我現在接電話，都怕是媽打來……擔心。

《中國青年》：新的一年有什麽期望？
高明偉：找一個能發揮網路技術特長的工作。

from 《中國青年》

採訪-王不了
地點：成都街頭
時間：2005年1月17日下午2點
人物：趙德富，男，31歲，成都荷花池搬運工

2003年年底，我跟老鄉來到荷花池。一下火車，就覺得大城市不一樣，看那些站在高板凳上拍巴掌叫賣的人，都覺得新鮮好玩兒。第一天，我就當上了搬運工。沒文化，只有下苦力的命。

不熟悉的老闆喊我“扛包的”，知道我名字後就叫“老趙”。其實我才31歲，小孩兒還不會打醬油呢。都怪這活兒累，我晚上挨床就睡，早上睜眼就出門，鬍子拉碴的，就變成"老趙"了。

剛來，我和老鄉住在一間黑屋子裏，睡大通鋪，進門只能脫鞋上床。到七八月天氣一熱，屋子裏汗味、腳臭味混在一塊兒，我實在受不了，開始琢磨“新家”。有天晚上，我出去轉，看到人民北路的屋檐下睡滿了人，涼快自在。第二天，我就裹個麻布口袋，找了家眼鏡專賣店，門口有大理石地面，睡著特涼爽。那晚是累了，倒地一覺睡到天亮。後來就發現麻煩了，睡馬路總有汽車吵，喇叭“嘀嘀”的，特煩人。到了秋天，地上很冷，更睡不好，早起腳步都是虛的，背起東西也東倒西歪。想想，還是住房子吧，把身體糟踐壞了，找不到活兒還不得餓死？我還是住回大通鋪。有天晚上，經過眼鏡店，已經寒冬臘月了，冷得牙齒直打架，還有幾個兄弟蜷著身子睡在那裏。他們真是好體格。是我太挑剔了？

想在荷花池掙錢不容易，現在的老闆都精明得跟鬼似的，特摳門兒，大筆的錢吃喝玩樂，眼睛都不眨一下，輪到支付搬運費，就幾塊錢的事也斤斤計較，嘖著舌頭好像我占了多大便宜，吃了他們的血肉。

可也不能回去。小孩過年就該讀書了，總不能讓他不識字，今後跟他老爹一樣賣力氣吧。一說出來“混錢”，老婆就答應了，那晚上還給我打了荷包蛋。

出來人生地不熟，賣苦力又活活讓人脫層皮，這些我都得擔著。就怕遇到什麽事，小人物經不起折騰。像上次，我狠個心買了輛二手單車，這樣來回快點兒，可以多賺點兒錢。幾天後，老闆讓我送點瓷器，在成大市場門口正轉彎，另一輛單車迎頭就撲過來，心想壞了！劈裏啪啦，我的老天，瓷器全碎了！行人說，你的手在流血，我哪里顧得上，就是扯著那小夥子去見老闆。小夥子才十七八歲，臉都嚇白了，說自己也是打工的，剛出來幾天。看來比我還窮還可憐，算了算了。那次，我磨破嘴皮，老闆死不鬆口，還是賠了800多塊，從小布包裏數錢的時候，心像針紮一樣疼。今天想起來，還是疼，大半年的血汗錢啊，本來是要寄回家買頭母豬的，全泡湯了。

我的生活很單調。白天忙著背包，晚上睡下了，除了想老婆孩子，就是想著如何中500萬的彩票，夢裏都想。聽人說，重慶就有人中了幾千萬的彩票，他的運氣咋個這麽好？哎，我要是中了彩票，龜兒子才出來搬東西！我現在在戒煙，省下煙錢買幾注彩票。

回家過年是肯定的，不過可能要等到大年三十，趕在春運火車票提價之前。家裏人都盼著我呢。

與民工對話

《中國青年》：這一年掙了多少錢？
趙德富：將近3000塊吧，刨開那次賠的錢。

《中國青年》這一年最開心的是什麽？
趙德富：買彩票中過10元錢。

《中國青年》：最傷心的是什麽？
趙德富：摔壞別人的瓷器，大半年白乾了。

《中國青年》：最害怕的是什麽？
趙德富：哪天生病了，孩子老婆沒人養。

《中國青年》：對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麽？
趙德富：想買個平板車，這樣好搬運物品。

from 《中國青年》

採訪-張敏敏
採訪時間：2005年1月20日中午12點
採訪地點：上海閔行區浦江鎮丁連村
採訪物件：朱俊兵，男，25歲，丁連村官鋒制衣廠裁剪工

這一年真夠懸的，出門打工最怕踩到的地雷，偏偏被我踩上了，差點兒就魂飛魄散。

不能說沒有防，防不了。當初找工作，聽說廠老闆是安徽人，是老鄉，我的心放下大半。進了廠，我們20個工人去找老闆簽用工合同，老闆哈哈笑著說："我在這兒開廠都七年了，還會賴賬騙人嗎？相信我，絕對沒事！"他的眼神不能不讓人相信，於是我們沒帶半張字據就走了。

打工的生活很艱苦，有時連續三個月加班，幾宿不合眼，人累得都站不穩，可老闆從不加工錢，每月只給200塊，說剩下的工錢幫我們攢著，年底給清。在上海，200塊就夠喝稀飯的，一年多我瘦了好幾斤。

儘管這樣，我們還是相信老闆。2005年1月13日，老闆招呼人，把庫存的3000套成衣裝了滿滿四車要拉走。我們問怎麽回事，老闆拍著胸脯說："趕去送貨要貨款，無論如何一定會在你們回家前把工錢結清！"哪有人大白天睜眼兒說瞎話呢？老闆上車前，還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們都去訂16日的車票回家，15日我一準把工錢帶來！"我們都點頭說好。

1月14日一大早，我們去找老闆，門敲爛了也沒人應，窗簾把一切都遮得嚴嚴實實。沒辦法，我們冒險爬到天窗上，一看，差點兒從屋頂摔下來！老闆家裏空蕩蕩的，值錢的東西全搬走了，只留下幾件破衣服！

抱著一線希望，我們趕到加工車間，原來的布料産品全部消失，只有一台台破舊的機器。打老闆手機，已關機。大家又找到面料供應商的電話，那邊說，你們老闆跟我的賬早就結清了！後來費勁找到老闆老家的電話，但那邊一無所知……

這下全完了，我的腿直發軟，女工們都哭了。怎麽辦啊？難道白白辛苦一年？現在生活費都不夠，拿什麽回家過團圓年？我們都是拖家帶口的，家裏就指望著這點兒錢呢。

看來老闆早預謀騙我們了。他也太黑了！大家一邊咒駡老闆，一邊商量去退火車票。都沒有心情吃飯，也沒有錢買盒飯，又冷又餓地縮在小宿舍裏，一籌莫展地歎氣。後來有人提議找報社，幫幫我們這些背井離鄉的打工者。

報紙報道後，市里領導很重視，迅速責成相關部門解決問題。有些上海人還捐錢到報社，幫我們墊路費。1月18日，丁連村村長特地到廠裏來看我們，掏出自己的錢，讓我們買點兒好吃的。當天傍晚，丁連村給我們每位都墊付了工錢。這筆血汗錢失而復得，連我們這些男人都高興得想哭。

我們終於可以回家過年了。

可是還有人回不了家。老鄉老周來找我，哭喪著臉說，全完了！老周是做木門的，2004年就幫寧波路上的一家裝潢公司做門，一共30多扇門，工錢9700元。送貨上門時，對方說：先給你一個欠款條，過幾天來拿，今後還有生意交給你。老周說好好好，拿著白條走了。再去，已經人去樓空......

與民工對話

《中國青年》：這一年掙了多少錢？
朱俊兵：當裁剪工賺了1.1萬塊錢。

《中國青年》：最開心的事是什麽？
朱俊兵：老闆卷走了我們的工資，幸好遇上好心人，要不回家過年就是空想了。

《中國青年》：最苦惱的是什麽？
朱俊兵：老闆拖欠民工工資的問題，啥時能夠徹底解決啊？

《中國青年》：最傷心的是什麽？
朱俊兵：你信任一個人，卻被他欺騙。

《中國青年》：對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麽？
朱俊兵：還來上海打工，希望好心人還是這樣多，壞東家越來越少。

from 《中國青年》

採訪-謝勝瑜
地點：廣州天佑家具廠職工宿舍內
時間：2005年1月6日晚8點
人物：李一兵，男，27歲，電鋸工

我2004年初來到東莞打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一家塑膠廠打包。這活兒賊苦，一天下來，我渾身像散了架。更糟糕的是，廠子伙食太差，工友們狼吞虎咽，我就是咽不下。沒熬到半個月，我就走了，可事先交的300元押金和身份證，怎麽都要不回來。

沒辦法，我只有打電話讓父母寄錢，又辦了臨時身份證，繼續找工作。折騰了一周，我進了個私人辦的小化工廠，負責搬運原材料，這活兒也不輕鬆。原材料裏好像有硫酸，濺到衣服上就燒個洞，濺到手上疼得鑽心，濺到眼睛裏，那肯定成瞎子。我提心吊膽地幹了三個月，又不習慣那股怪氣味兒，還是走了。

農忙的時候，我雙手空空回家了。鄰居們都議論呢，誰家的誰帶回多少稀罕東西、寄回多少錢，見到我，他們都不問。只有一回，爸媽歎著氣說：“咋回事？你一個高中畢業生，打工還打不過村裏小學初中都沒念完的娃？揹運啊。”

哥哥見我著急，說先學好一兩門技術活兒再出去，學摩托修理、駕駛什麽的，還說，願意出錢讓我讀個民辦大學。我覺得自己都二十六七了，連自己都養活不了，大笑話！臨走時，我要了300元做路費。爸說，也不指望你有多大出息，明年車票能自個兒買就成。我的臉燒得慌。

要多掙錢，就得找份像樣兒的工作。一擠下火車，我就買來報紙翻看招聘廣告。公司文員、廠報編輯的工資一般都超過千元！讀中學時我的作文都是範文，這活兒我能接下來吧？我到一家家職業介紹所排隊領表、面試，那張高中文憑掏出掏進，弄得皺巴巴的。有回，我找到一家廠報編輯部。對方問，你發表過文章？我搖頭。對方又問，你中文系畢業？我還是搖頭。對方變臉了，你開什麽玩笑！

接連碰壁，我的心情糟糕透了，每晚都睡不好，特恨自己：恨自己沒有大學文憑，恨自己沒有一技之長。同鄉勸我，你要真能寫，弄張假文憑混進去再說！名牌大學的文憑在大街上就賣100塊！又說，某某也是這麽弄，現在混得人模狗樣的，神氣得很。

我寧願失業，也不能作假。每天報紙登的好工作很多，可是不屬於我。一個月後，我才找到這家家具廠，守機床。每天14小時的工作，車床轟隆隆地響，木屑粉末滿天飛，堵得嗓子眼兒老要咳嗽，還常聽說有工友被電鋸傷到......除了周日下午，都得待在廠裏。到月底數著那八九百塊，心裏真是高興不起來。

國慶節的時候，家裏給我打電話，說給我張羅了個物件。那女孩也在廣州打工，也有高中文憑，還是主管。我不樂意，爸就說，那你今年過年帶個回來！嗆得我說不出話。我在家中最小，爸媽都快70了。按村裏鄉俗：兒子一天不結婚，他們就還得下地種田。我按他們的吩咐找過那女孩兩次，沒什麽自信，漸漸死了心。

一晃又到年底。27歲，在我們老家已是大齡青年。回想這一年，覺得挺對不住爸媽：沒掙到錢給他們養老，也沒找到媳婦給他們添孫......想回家，不敢回。

與民工對話

《中國青年》：這一年掙了多少錢？
李一兵：沒算過，一年裏三進三出，除去用的，我只給家裏寄過1000塊錢。

《中國青年》：這一年最開心的事是什麽？
李一兵：老闆原來說要押兩個月工資，昨天聽說不押了。

《中國青年》：最苦惱的和最傷心的是什麽？
李一兵：賺不到錢，成不了家。

《中國青年》：最害怕的是什麽？
李一兵：害怕過年回家，害怕爸媽每次打電話都說找媳婦的事。

《中國青年》：對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麽？
李一兵：向電影裏的傻根學習，能一次帶上6萬塊回家。

from 《中國青年》

採訪-王國華
地點：長春市重慶路某麻辣燙餐館
時間：2005年1月7日上午9點30分
人物：劉翠蓮，女，24歲，服務員

我老家在農安縣三崗鄉，離長春就100多裏地，但很少有時間回家。打工兩年了，每天刷碗、端盤子，太陽在窗外升了又降，忙忙乎乎的，天就黑了。你問我人生的意義？我從沒有想過，就想著把手裏的這個碗洗乾淨再說。

活兒挺瑣屑，總沒有時間溜達，也好，一年我能攢4000多塊錢。給父母打電話，他們挺高興，說比種地合適。不過，屯子裏不收公糧了(注：從2004年開始吉林省作爲全國的試點，取消一切農業稅費)，種地比原來合適了。

挺想念那個屯子的，偶爾也想想前男友大剛。當初，我老舅介紹他在一家洗浴中心當保安，他天天興高采烈，一回來就講，那裏的小姐怎麽漂亮，怎麽開放，也不管我的臉色有多難看。後來他下了夜班，也不來接我，就在網吧混著。

去年夏天，大剛弄了回時髦的網戀，爲一個面都沒見過的女孩去了外地，打電話回來，讓我別再等他，他有新相好了……那晚我沒合眼，淚水把枕巾濕了大半。我和大剛一塊兒長大，以前在大屯他是多麽忠厚的人，才一年多，他就變心了。是不是這個城市教壞了他？

傷心的人最怕過節日。尤其是聖誕節，重慶路上的情侶一對一對，穿得漂漂亮亮，說著笑著，我想看又不敢看，怕心酸。那天晚上，客人一撥撥地來，我們都快跑斷了腿。正忙著呢，老闆招呼我，小蓮，電話！那會兒，我真希望是大剛打來的，對我說，他想重歸於好……

過去一接，是我媽的聲音，叮囑我過年回家時，別忘了給我爸帶點藥。你不知道，城裏人把耶誕節折騰得這麽熱鬧，真讓人想家。我就對媽說：“媽，節日好！”“什麽節啊？”“現在長春都過耶誕節呢！洋節！”我媽樂了：“祝我老閨女節日快樂！”我也樂了，本想還多說幾句，看老闆吊著眼睛，不得已放下電話。

是，每年回家我都得買藥給我爸。我爸有哮喘，一到冬天嗓子呼嚕呼嚕的，喘不過氣來，只能靠藥維持。50剛出頭，他的頭髮就白了多半，讓人看著揪心。前年冬天，我哥打電話來，讓我趕緊回家，說爸快不行了。我瘋子一般趕到農安醫院，我媽坐在搶救室外哭："老頭子，你等咱老閨女出了門再走也不遲啊！"我一下就哭了。還好，我爸命大，鬼門關不留他。

我趕回長春之前，媽媽說：找個婆家算了，就待家裏。你看誰誰的娃都會背詩了！想想，24歲的姑娘，連物件都沒有，有點寒磣。但我沒同意。這個城市帶走了我的愛情，也慢慢帶走了我的時光，但是，我還是喜歡在城市生活的感覺，看著漂亮的情侶，走過重慶路。

過完年，我還是會回到這裏，把每個碗都洗得乾乾淨淨，能照出每個人的笑臉。

與民工對話

《中國青年》：這一年掙了多少錢？
劉翠蓮：一個月能掙600塊，只比大廚低，一年有7000多塊呢。

《中國青年》：這一年最開心的是什麽？
劉翠蓮：現在我每月都要省出幾塊錢買兩次彩票，如果中了大獎，我就在長春買大房子，把我爸媽都接過來。想到這裏，就特別開心。

《中國青年》：最苦惱的是什麽？
劉翠蓮：下一步該怎麽辦？我不想端一輩子盤子，但我文化低，又能幹什麽？

《中國青年》：最害怕的是什麽？
劉翠蓮：怕爸犯病，怕接到家裏的電話，沒准就是報喪的。我爸不容易，他還沒享著福呢！

《中國青年》：對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麽？
劉翠蓮：期望是大學生的事情，我哪敢有什麽期望？好好活下去吧。

from 《中國青年》

採訪-本刊記者 陳敏
地點：北京南二環某住宅小區
時間：2005年1月9日下午2點
人物：陳力松，男，33歲，北京某裝修公司瓦工

我17歲時進了家鄉的工廠，後來被機器削掉半個手指，心有餘悸，就跟人出來當瓦工。去過廣州、上海，還有新疆。你問我喜歡哪個城市？反正都是高樓大廈，沒有一片瓦屬於我，我只關心工資高不高。2000年到了北京，掙錢多了點兒，就待下來了。

在外面打工，就怕辛苦換不來半兩米。溫總理替我們討薪，聽說過，但是黑心老闆還是滅不了。我遇過一回。老闆溜了，工人們都傻了，把玻璃砸碎，有個人站在樓頂嚷嚷半天，突然跳了下來，“120"來得晚，"嗚嗚"聲叫得人真難受......

我還怕歧視民工的業主。別小看貼瓷磚，排磚彈線、哪里貼花磚，腰線多高，都要細琢磨，我把每面牆都當作自己的作品。有次幹完活兒，業主驗收，她的朋友都說好，她板著臉說，民工就這點本事唄，趕著往城裏擠，搞得空氣都髒了！那個眼神，跟那次“120"的嗚嗚聲一樣，捅到我心裏！總說仇富心理，怎麽不提提"仇貧"的人？

16年裏，我走了不少城市，帶著同樣的編織袋，塞滿褥子和鍋碗瓢盆。前年大街小巷都唱什麽"流浪的腳步走遍天涯，沒有一個家......"一聽，我心裏就泛酸，打工啊，真是苦。一年到頭就是一床被褥，能補就補，都不換。冬天冷，同鄉勸我再添一床，我捨不得。晚上，就在業主的新家找塊水泥地，鋪開褥子，和沙子、膩子、油漆、瓷磚睡在一塊兒。還好，北京人家裏都裝有暖氣，就碰上過一家沒裝的，那天下大雪，晚上被凍醒了三次。

醒了我就想想老家的春天，油菜花一開一大片，想想秋天，稻子那個香……多少年都沒有見過、聞過了。真的，如果在家裏一年能掙到1萬元錢，我肯定不出來打工！

2004年11月，我作了個重要決定，讓老婆孩子來北京玩兒一次。我在四環外找了間十來平米的房間，和房主討價還價，壓到月租220元。換掉工作服，我帶她們母女爬長城，遊故宮。她們在天安門看升旗，我就看著她們笑，有點兒做主人的感覺。逛王府井的時候，都是好吃好玩兒的，12歲的女兒很懂事，啥都不要。20多天下來，我們花掉了3000多塊錢，照了足有10釐米厚的照片，很開心......

她們該回家了，我想把老婆留下來當幫手，就是和和水泥泡泡瓷磚，活兒不重。老婆猶豫著問女兒，女兒說：“媽媽留下吧，我要你和爸爸在一起。”

虧了女兒的體貼，生活好多了。以前自己洗衣做飯，拌個黃瓜要吃一天，頭疼腦熱也熬著，現在有伴兒了。昨天晚飯，老婆煎了兩條魚，我喝了點兒小酒，很香。老婆不嫌棄睡地上，就是不忘每周打個長途回家，叮囑女兒好好讀書，不要像她爸媽命苦。女兒笑著說，放心放心！聽她奶奶說，開始她還背著人哭，現在好了。

要過年了，活兒排得更緊，每天從早幹到晚，想給孩子掙個新書包，給爹媽買點兒北京特産。一睡下，才覺得渾身疼，但想到回家，我就好受了。一年一次啊！前天，有個人問我，到南京的硬臥車票多少錢？我說不知道。我都是坐著或站著20多個小時回家的，從不覺得累。

你問我幸福嗎？很快就能看到家人，睡在自家暖和的床上，這種感覺，就是你們城裏人說的幸福吧。

與民工對話

《中國青年》：這一年掙了多少錢？
陳力松：一兩萬吧。我挺滿意的。

《中國青年》：這一年最開心的是什麽？
陳力松：去北京火車站接老婆孩子，第一眼看到她們母女的時候。

《中國青年》：最苦惱的是什麽？
陳力松：女兒學費太高，尤其是建校費。在家種田根本供不了她讀書，還得打幾年工。

《中國青年》：最傷心的是什麽？
陳力松：父母老了，農忙我還幫不上；城裏過節，別人都團圓了，我只有一個人。

《中國青年》：對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麽？
陳力松：希望能再多掙一點錢，一點點都行。

from 《中國青年》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3)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現在，我已經可以簡要地說明，什麽構成了我們時代危機的實質，它涉及到個人對社會關係。如今，個人比以往更意識到他對社會的依賴性。但是，他不把這種依賴性當作一份堅實的資産、一條有機的紐帶和一種保護的力量，而是當作對他的天賦權利和經濟生活的威脅。另外，他的社會地位導致了利己傾向不斷加強，而天生較軟弱的社會傾向則進一步衰敗了。所有的人，不管他的社會地位如何，都在忍受著社會衰敗過程的煎熬。他們不自覺地做了利己主義的俘虜，他們感到不安全、孤獨，生活中失去了天真、樸實、單純和快樂。所以，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到短暫而充滿風險的生命的意義。

我的看法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況－－就像今天存在著的那樣，是問題的真正根源。我們看到，我們面對著龐大的工商集團，其成員之間不斷掠奪勞動的成果，這種掠奪不是訴諸武力，而是使人們忠誠地服從合法建立起來的規則。在這方面，重要的問題是認識生産資料，也就是說，生産消費品和作爲資本的物品所需要的整個生産能力，可以合法地、並且絕大部分是個人的私有財産。

爲了使問題更簡單明瞭，我把不享有生産資料所有權的那些人稱爲“工人”，儘管這不十分符合這個詞的習慣用法。生産資料的所有者處在購買工人勞動力的地位。工人使用生産資料，生産新的産品，産品變成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産。這一過程的要害是，工人生産什麽和工人得到什麽之間的相互關係，兩者都依據真正的價值來衡量。在勞動合同是自由的情況下，工人所得並不取決於他所生産的産品的真正價值，而是取決於他的最低社會所需，以及資本家對勞動的需求同就業競爭中的工人數量的關係。工人的報酬不是由他所生産的産品價值決定的，在理論上懂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私人資本趨向于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其原因部分是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是由於技朮的發展和勞動不斷加快的分工刺激著較大規模的生産單位的形成，犧牲了較小的生産單位。這樣發展的結果就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其巨大的權力根本不可能受到民主地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的有效控制。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爲，立法機構的成員由政黨挑選，政黨的大量經費由私人資本家提供，其他方面也受私人資本家的影響。這樣，資本家實際上就把立法機構和選民分離幵來。結果，人民的代表不能充分保護沒有特權的那部分人的利益。還有，私人資本家必然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報紙、電臺和教育等等重要資訊來源的載體。一個公民想要得出客觀結論和理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是極端困難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資本私人佔有制經濟中，普遍遵循的主要原則是：首先，生産資料（資本）被私人佔有，佔有者們按他們認爲最適當的辦法來處置它們。其次，勞動合同是自由的。當然，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應該注意到，工人經過長期艱苦的政治鬥爭，某些行業的工人已經稍稍稍改進了“自由勞動合同”的形式。但從整體來看，目前的經濟同“純粹”資本主義沒有太大的差別。生産是爲了利潤，不是爲了使用。沒有這樣的規定，即那些能夠工作和想要工作的人總是有就業的機會。一支“失業大軍”幾乎總是存在著。工人經常擔心失業。因爲失業和低收入的工人提供不了一個獲利的市場，因此後果是消費品的生産受到限制和社會承受著巨大的艱難困苦。技朮的進步常常導致更多的失業者，而不是在整體上減輕勞動負擔。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和與此相聯繫的利潤刺激，應該對資本積累和使用的不穩定性負責，它造成了日趨嚴重的衰退。無限制的競爭造成了勞動的大量浪費﹔也造成了對個人的社會意識的摧殘，這一點我已提到過了。

我認爲，摧殘人是資本主義的最大罪惡。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深受其害。它以誇張的姿態教學生去競爭，訓練他們崇尚物欲的成功，而這些都當作爲學生的未來生涯作準備。

我相信，只有一種辦法可以消滅這種邪惡的災禍，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同時建立以社會爲目標的教育制度。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産資料歸社會自身所有，並有計劃地利用。計劃經濟調節生産來適應社會需要，保障每個男人、女人和兒童的生活。個人所受的教育，加上激勵他的天賦才能，都會設法發展他對同類－－人們的責任感，從而取代當今社會對權力和功利的讚揚。

然而必須記住，僅有計劃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完全可能滋生出對個人的奴役。社會主義的建成，還需要解決若干及其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鑒於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防止行政官員具有無限權力和傲慢自負？個人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和如何確保民主力量制約行政權力？

在當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釐清社會主義的目標與問題具有頭等的重要性。由於在目前的環境下，對這些問題的自由且不受阻礙的討論已被列為禁忌，我認為這本雜誌的創刊將是對公眾的重要幫助。


I have now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I may indicate briefly what to me constitutes the essence of the crisis of our time. It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dividual to society. The individual has become more conscious than ever of his dependence upon society. But he does not experience this dependence as a positive asset, as an organic tie, as a protective force, but rather as a threat to his natural rights, or even to his economic existence. Moreover, his position in society is such that the egotistical drives of his make-up are constantly being accentuated, while his social drives, which are by nature weaker, progressively deteriorate. All human beings, whatever their position in society, are suffering from this process of deterioration. Unknowingly prisoners of their own egotism, they feel insecure, lonely, and deprived of the naive,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enjoyment of life. Man can find meaning in life, short and perilous as it is, only through devoting himself to society.

The economic anarchy of capitalist society as it exists today is, in my opinion, the real source of the evil. We see before us a huge community of producers the members of which are unceasingly striving to deprive each other of the fruits of their collective labor—not by force, but on the whole in faithful compliance with legally established rules. In this respect,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the means of production—that is to say, the entire productive capacity that is needed for producing consumer goods as well as additional capital goods—may legally be, and for the most part are,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individuals.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in the discussion that follows I shall call "workers" all those who do not share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although this does not quite correspond to the customary use of the term. The owner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s in a position to purchase the labor power of the worker. By using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worker produces new goods which become the property of the capitalist. The essential point about this process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what the worker produces and what he is paid, both measured in terms of real value. Insofar as the labor contract is "free," what the worker receives is determined not by the real value of the goods he produces, but by his minimum needs and by the capitalists' requirements for labor power in relation to the number of workers competing for job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even in theory the payment of the worker is not determined by the value of his product.

Private capital tends to become concentrated in few hands, partly because of competition among the capitalists, and partly becaus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creasing division of labor encourage the formation of larger units of production at the expense of smaller ones. The result of these developments is an oligarchy of private capital the enormous power of which cannot be effectively checked even by a democratically organized political society. This is true since the members of legislative bodies are selected by political parties, largely financed or otherwise influenced by private capitalists who,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separate the electorate from the legislature.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do not in fact sufficient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underprivileged sections of the population. Moreover, 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private capitalists inevitably control,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main sources of information (press, radio, education). It is thus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indeed in most cases quite impossible, for the individual citizen to come to objective conclusions and to make intelligent use of his political rights.

The situation prevailing in an economy based on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 is thus characterized by two main principles: first, means of production (capital) are privately owned and the owners dispose of them as they see fit; second, the labor contract is free. Of cours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pure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is sense. In particula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workers, through long and bitter political struggles, have succeeded in securing a somewhat improved form of the "free labor contract" for certain categories of workers. But taken as a whole, the present day economy does not differ much from "pure" capitalism.

Production is carried on for profit, not for use. There is no provision that all those able and willing to work will always be in a position to find employment; an "army of unemployed" almost always exists. The worker is constantly in fear of losing his job. Since unemployed and poorly paid workers do not provide a profitable market, the production of consumers' goods is restricted, and great hardship is the consequenc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requently results in more unemployment rather than in an easing of the burden of work for all. The profit motive, in conjunction with competition among capitalists, is responsible for an instability in the accum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apital which leads to increasingly severe depressions. Unlimited competition leads to a huge waste of labor, and to that crippling of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s which I mentioned before.

This crippling of individuals I consider the worst evil of capitalism. Our whole educational system suffers from this evil. An exaggerated competitive attitude is inculcated into the student, who is trained to worship acquisitive success as a preparation for his future career.

I am convinced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eliminate these grave evils, namel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economy, accompanied by an educational system which would be oriented toward social goals. In such an economy,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re owned by society itself and are utilized in a planned fashion. A planned economy, which adjusts production to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would distribute the work to be done among all those able to work and would guarantee a livelihood to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The edu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his own innate abilities, would attempt to develop in him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his fellow men in place of the glorification of power and success in our present society.

Nevertheless, it is necessary to remember that a planned economy is not yet socialism. A planned economy as such may be accompanied by the complete enslavement of the individual. The achievement of socialism requires the solution of some extremely difficult socio-political problems: how is it possible, in view of the far-reaching 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to prevent bureaucracy from becoming all-powerful and overweening? How can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be protected and therewith a democratic counterweight to the power of bureaucracy be assured?

Clarity about the aims and problems of socialism is of greatest significance in our age of transition. Since, under present circumstances, free and unhindered discussion of these problems has come under a powerful taboo, I consider the foundation of this magazine to be an important public service.

from Monthly Review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2)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容易的，但是有把握地回答這樣的問題是困難的。不過，我一定要盡我最大的努力。雖然我非常明白，我們的想法和努力常常是抵觸和模糊的，不能用簡易的公式表達出來。

人是一個單個的存在，同時又是一個社會的存在。作爲單個的存在，人設法維護他自己和他的親人的生存，滿足他個人的願望，發展他個人的天賦才能。作爲社會的存在，人想要得到他的同類－－人們的承認和愛戴，分享他們的快樂，慰籍他們的痛苦，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這些經常衝突的各種努力說明了一個人所能達到的內在平衡程度和所能貢獻於社會利益的程度。這兩種努力的相對強度主要是由遺傳決定的。但人最終呈現出來的人格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環境造成的，處於一定的環境，人在發展過程中發現了自身﹔人格個性也是由人所生長的社會結構造成的，由社會的傳統和對社會行爲的特殊方式的社會評價造成的。“社會”這樣的抽象概念，對人的個體來說，是指他與其同輩和所有前輩的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全部總和。一個人能夠自己思想、感覺、奮鬥和工作，而他的身體、智力和感情是如此依賴於社會，以至不可能在社會框架之外想到他和理解他。正是“社會”供給人以食、宿、工具、語言、思考方式和大量的思想內容，他的生活才由於過去和現在億萬人的勞動及其成就而成爲可能，這億萬人就隱藏在小小的“社會”這個字眼的後面。

所以，個人對社會的依賴很明顯是一個不能抹煞的事實－－就像螞蟻和蜜蜂。然而，螞蟻和蜜蜂的整個生活進程、連同細微末節都由不變的遺傳本能所確定。而社會類型和人類的內在聯繫卻是很不固定地變化著。在受命于生物必然律的人類中，記憶力、聯繫組合的能力和口頭交流的能力已經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發展。這樣的發展體現在傳統、風俗習慣和社會組織系統中，體現在文學、科學和工程的成就中，體現在藝朮品中。這還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人如何能夠影響人自己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有意識的思想和欲望如何能夠起作用。

人在出生時，通過遺傳獲得生物學素質包括人類種群特徵的自然衝動，我們肯定它是不變的。此外，人在一生中，還通過交往和許多其他方式的影響獲得了一種文化素質。文化素質隨著時間而變化，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現代人類學告訴我們，通過所謂原始文化的比較調查，根據流行的文化方式和主要的社會組織類型的不同，人類的社會行爲方式可能有很大的差異。正是在這一點上，那些努力改善人的命運的人們就能升起他的希望：人類不是由於生物學素質而注定要相互殘殺的，不是注定無法擺脫殘暴和自我傷害的命運的。

如果我們自問，爲了盡可能滿足人類的生活，社會結構和人的文化態度應該如何變化？那麽，我們要經常意識到，我們無力改變某些條件，正像上面提到的，人的生物性實際上是不易改變的。另外，近幾個世紀以來，技朮和人口統計學的發展所能創造的條件也已到此爲止了。對擁擠的人口及其維持生存的必需品來說，勞動的精細分工和高水準的生産設備是絕對必要的。回顧過去，似乎是田園式的，個人或小群體完全能夠自給自足，但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稍稍誇張一點說，人類在現在就構成了一個生産消費的星球社區。

Why Socialism (2)
by Albert Einstein

It is easy to raise such questions, but difficult to answer them with any degree of assurance. I must try, however, as best I can, although I am very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our feelings and strivings are often contradictory and obscure and that they cannot be expressed in easy and simple formulas.

Man is,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a solitary being and a social being. As a solitary being, he attempts to protect his own existence and that of those who are closest to him, to satisfy his personal desires, and to develop his innate abilities. As a social being, he seeks to gain the recognition and affection of his fellow human beings, to share in their pleasures, to comfort them in their sorrows, and to improve their conditions of life. Only the existence of these varied, frequently conflicting, strivings accounts for the special character of a man, and their specific combination deter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an individual can achieve an inner equilibrium and can contribute to the well-being of society.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se two drives is, in the main, fixed by inheritance. But the personality that finally emerges is largely formed by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a man happens to find himself during his development,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grows up, by the tradition of that society, and by its appraisal of particular types of behavior. The abstract concept "society" means to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the sum total of his direct and indirect relations to his contemporaries and to all the people of earlier generations. The individual is able to think, feel, strive, and work by himself; but he depends so much upon society—in his physical,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existence—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think of him, or to understand him, outside the framework of society. It is "society" which provides man with food, clothing, a home, the tools of work, language, the forms of thought, and most of the content of thought; his life is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labor and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many millions past and present who are all hidden behind the small word "society."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the dependence of the individual upon society is a fact of nature which cannot be abolished—just as in the case of ants and bees. However, while the whole life process of ants and bees is fixed down to the smallest detail by rigid, hereditary instincts, the social pattern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human beings are very variable and susceptible to change. Memory, the capacity to make new combinations, the gift of oral communication have made possible developments among human being which are not dictated by biological necessities. Such developments manifest themselves in tradition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literature; in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s; in works of art. This explains how it happens that, in a certain sense, man can influence his life through his own conduct, and that in this process conscious thinking and wanting can play a part.

Man acquires at birth, through heredity, a biological constitution which we must consider fixed and unalterable, including the natural urge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uman species. In addition, during his lifetime, he acquires a cultural constitution which he adopts from society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through many other types of influences. It is this cultural constitution which,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is subject to change and which determines to a very large ext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Modern anthropology has taught us, through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so-called primitive cultures, that the social behavior of human beings may differ greatly, depending upon prevailing cultural patterns and the types of organization which predominate in society. It is on this that those who are striving to improve the lot of man may ground their hopes: human beings are not condemned, because of their biological constitution, to annihilate each other or to be at the mercy of a cruel, self-inflicted fate.

If we ask ourselves how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and the cultural attitude of man should be changed in order to make human life as satisfying as possible, we should constantly b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certain conditions which we are unable to modify. As mentioned before, the biological nature of man is,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not subject to change. Furthermore, technological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of the last few centuries have created conditions which are here to stay. In relatively densely settled populations with the good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ir continued existence, an extreme division of labor and a highly-centralized productive apparatus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The time—which, looking back, seems so idyllic—is gone forever when individuals or relatively small groups could be completely self-sufficient. It is only a slight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mankind constitutes even now a planetary community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rom Monthl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