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17
運動中的孩子
如果我告訴你,我在菲律賓見到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還跟他們一起聊天、吃飯、上街遊行,你相信嗎?你會不會說我在作夢呢?
我在菲律賓遇到很多青年,當他們自我介紹時,他們的名字居然是Marx、Lenin、Mao、J. M. Sison(菲共領導人)等等革命領袖的名字。是假名、綽號嗎?不是,這些全是貨真價實的、寫在證件上的真名。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因為他們的父母是社運組織者,他們期待孩子也能投身運動,這就反映在姓名上了。菲律賓的運動持續壯大,這類與革命領袖同名的小孩也就多了起來。
但,組織者的孩子,即便他/她有個革命領袖的名字,是不是一定就思想進步、投身運動呢?當然不一定。不過,既然父母是組織者,對各色人等都去組織,當然沒理由不組織、教育自己的小孩。隨著運動的茁壯,這樣的父母越來越多,組織起來的小孩自然也越來越多。
圖中的小孩是我在雀巢工人罷工線上見到的,是一個年輕的工會會員的小孩,目前才三歲,走路還歪歪斜斜的,但一看到陌生人來,就會抓起看板,很興奮地對我喊口號:「Laban!Laban!」(意為抗爭、戰鬥)孩子的母親笑著對我說:「他的小名叫瑞德(red,紅色),你瞧,他很有戰鬥性呢!」在菲律賓的各種運動場合,不論是抗爭現場、勞教課堂還是文藝晚會,你都看得到這些小孩的蹤影。還是小毛頭一樣的他們,就在現場有模有樣地發傳單、拉布條,甚至才國小的年紀,就能上台演講、帶口號,絲毫不比大人遜色呢!
可別以為這些小孩只是父母的跟班喔!他們也有自己的組織,有固定的讀書會、組織能力訓練課程要參加;他們還有組織其他小孩的任務呢!小孩的組織也有各式各樣,有政治受難者的小孩的,有都市貧民的小孩的,有工會成員的小孩的……等等,工作內容隨對象性質不同而調整,但整體來說仍以組織者的小孩為多。不同年齡層的小孩當然也有不同的學習特性,如對較幼小的教育課程要簡化,也要處理他們年齡會遇到的成長問題。大約到中學以上,基本上就跟一般大學裡的學運組織沒兩樣了,一樣要在校內發起讀書會、討論議題,到罷工現場與工人一同工作,參加工會勞教等等。
一個身為人父的組織者告訴我,他們帶小孩去抗爭現場時,資方與政府官員常會批評他們,說他們不該把天真無邪的小孩捲入成人的利益鬥爭。「這些資方與政府官員裝得一副很照顧小孩的樣子,可是,正是他們這些人製造了菲律賓社會的貧困,讓小孩的父母失業,讓那麼多小孩挨餓受苦啊!」他說。「小孩從來就沒有置身事外,沒有免於貧困,他們一直在受苦,一直受到這個體制的壓迫!既然這樣,受到壓迫的就要反抗啊!受壓迫的工人要抗爭,為什麼受壓迫的小孩不可以呢?這些製造壓迫的人,還千方百計地希望被壓迫的人不要反抗,豈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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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10
一個人,一座城 2
怎麼做?
中午抵達奧龍格坡,他領著我搭吉普尼來到一家雜貨店前。雜貨店旁有一條小道,一道樓梯通向樓頂。我們上了樓頂,發現那裡早已有幾個人,在一個簡陋的鐵棚下,圍著一張桌子談論些什麼。這是一群工會幹部,正在討論下午與資方開會談判的策略,這個簡陋的鐵棚,就是他們草創工會的「辦公室」。風雨不曾稍歇,風向一變,大雨便潑進棚內,只是棚子不大,想避也沒得避。雨打在鐵棚上,聲響自然非常,談話屢屢因為雨聲太大而中斷。風雨中的談話十分艱辛,屢屢中斷、空等、躲雨,像極了組織工作初期的困難。
「一開始真是一片空白。我以前從沒來過這裡呢!」在工會幹部離去之後,費爾南多告訴我。「事前當然作了許多調查,蒐集各種數據、二手資料,不過真正的社會調查,還是要和群眾接觸,從群眾那裡才能了解到真實的情況。」
可是從沒來過這裡,當地又沒有組織,該怎麼開始呢?「要動用所有的社會關係啊!親戚、同學、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反是能沾得上邊的,全部要試著聯絡、接觸。」費爾南多用剛剛蓋過雨聲的音量說道:「工作進展是非常緩慢的。一開始幾個月什麼也做不了,只是盡量找人、拉關係,也還談不上深入的問題,只是自我介紹、閒聊,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想法。三教九流的人都要找。因為這裡很久沒有組織者了,人們不熟悉社運組織者這種東西。所以一開始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讓他們習慣你這樣一個奇怪的人,願意和你聊天。」
「然後就是選一個比較可能的點,推動建立正式的組織。比較可能的首先是在工廠建立工會。因為在都市中,受壓迫最重的就是工人,他們的動能也較高。當然,要建立一個民族民主的社會,不能只靠工人,各種人都要組織起來。工人、老師、學生、教會、貨運司機、服務生、都市貧民、妓女、政客……都應該要去組織、去接觸。不過初期要先集中在一個工會。成功了就能推廣開來。」
「我的中期目標是在幾個組織之間建立起聯盟。可以利用目前的市長家族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設置議題。」
每晚睡在不同工人家裡
這時,雨勢突然轉大,雨打在鐵棚上的聲音蓋過了一切,我甚至擔心起這脆弱的、木頭搭起的簡易鐵棚,能不能撐過這陣雨勢。我從屋頂望出去,街上有幾棵大樹被風吹得搖搖晃晃,行人、車流還是很多,並沒有因為颱風而減少。這麼多的人呢!在這些陌生的人群中游走,進行組織工作,該是怎樣的光景呢?
「要與群眾接觸,多半不可能進工廠去找他們,因為資方會起疑。要想辦法去他們住的社區,最好能到他們家裡,一起吃飯或過夜,這樣可以談得多些,也可以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組織工會成員的家人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要到群眾家裡一起吃飯、過夜,這是很重要的要求。經常在家過夜、太少住工人家的會被組織批評喔!」說到這裡,他從口袋掏出剛剛在路邊攤買的三支香煙,點起一支抽了一口。因為經濟拮据,買不起一整包香煙,他總是這樣兩支三支的零買。
「不只是因為要和他們打成一片,適應他們的生活,而且因為我們經濟上十分困難,社運組織只能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交通費用,其他的要自己想辦法。」他笑著說:「所以若沒有群眾家可睡,我就只好睡公園啦!我來這裡一年多,就在公園睡過好幾次呢。」
乍聽之下,我還以為他只是在開玩笑。睡公園?有沒有搞錯啊!我知道菲律賓的社運組織條件困難,但也不至於困難到這種程度吧?
「真是這樣的!這也算是一種對組織工作的檢驗吧。不過還好我睡公園的次數只有兩、三次而已,現在我已經有十幾個地方可以輪流睡了。」費爾南多這樣安慰驚訝的我。雖然他說得輕鬆,但是,每天在不同的地方搬來搬去,每晚要睡不同的地方,其心理與身體壓力之大,難以想像。他接著補充說:「每晚換地方也是必要的。因為群眾多半很窮,房子簡陋的很,能招待你一兩天就已經不錯了,不能增加他們太多負擔。而且要考慮他們家人的反應,他的家人不一定歡迎你來。另一個要注意的是性別;不可以在單身異性家過夜,這是我們的原則。」
頑強的種子
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風雨不曾稍歇,天色則漸漸暗了下來。當晚,我們住在下午見過面的工會主席家裡。從屋頂上那小小的、簡陋的工會辦公室下來,我們搭上末班的吉普尼,穿過雨夜的街道。菲律賓的工人住房一般都很簡陋,這個工會主席也不例外。他的家是一間小小的兩層樓房,仔細一看,只有一樓是用磚頭水泥建起來的,二樓則是用大小不一、各式各樣的木板,混合竹子搭成的。而且一樓地勢低漥,「以前遇到大颱風,河水暴漲,水會淹到這裡呢!」工會主席用手在胸口筆劃了一下。
就這樣,我們在門前的布棚下吃著簡單的晚餐,討論著今天下午工會與資方談判的過程,費爾南多樣子很輕鬆地與工會主席交換著意見。用過晚餐之後,我們上了二樓,在地板鋪上紙箱後睡下。外頭的風雨仍在繼續,屋子裡也有一處在漏水,用水桶接著,水滴入桶中的聲音,在夜裡分外響亮。費爾南多很快地睡著了,偶而發出些輕微的鼾聲。他顯然已經很習慣這樣的睡法,而我卻久久不能成眠,聽著門外的風雨,回想著他一路走來的經過。
這樣的組織工作的確十分辛苦,而且因為經濟困難,何時會中斷也說不一定。曾經那樣風光、風流倜儻的費爾南多,幾年來進行著毫不浪漫的組織工作,忍受著與家人的分離,在種種困難的條件下,走進了一個又一個工人的住房,在他們狹小的、簡陋的生活空間中,和他們為了未來更好的生活討論著、奮鬥著。這麼幾年來,一個又一個工人接納了他,鼓勵著他,使他相信,只要哪裡有還沒組織起來的群眾,他就能去哪裡,獻上自己的一份心力,即便只是一個人要組織一座城,也毫不遲疑。
是的,每個組織者都必須成為一顆種子,落到哪裡,就在哪裡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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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一座城
城市的身世
奧龍格坡,一座臨海有港口的城市。
我素來喜歡有港口的城市,也說不清楚為什麼;或許是因為聽得到海的聲音,或許是因為空氣中多了一點溫潤,又或許是因為港口而來的那麼點漂泊的聯想。但這個港市卻沒有這些令人愉快的東西。在一個颱風天,我從山的那一頭翻越來到這城市。狂風驟雨打得一切乒乓作響,但雨中的一切卻顯得安靜而抑鬱,除風雨之外,你聽不到任何聲音,也沒有什麼溫潤的氣味。
這座城市的身世,正如我初見它時那樣安靜而抑鬱,帶著些不祥的色彩。它的港口:蘇比克灣,在冷戰年代被美軍選作遠東的海軍基地,直到1991年美軍才撤離。
對於美軍基地這回事,你若是一個尋常百姓,你是沒辦法對它說些什麼的,你被迫變得安靜而抑鬱。它的到來完全不經你的同意,統治著你國家的那一小批人,和美國政府積極合作,愛怎麼幹就怎麼幹。當然,也有許多抗議,有許多反抗運動,但在雙方力量對比逆轉的那一天到來之前,你被迫忍受美軍帶來的各種騷擾,嫖妓與犯罪,被迫忍受你的國家竟然把原來的居民全部趕走,以便提供基地讓美軍的轟炸機、戰艦、潛艇把整個太平洋變成美利堅帝國的內海,讓他們到韓國、越南、印尼等等隨便什麼地方,轟炸、屠殺那些和你一樣貧困的亞洲同胞。他們用槍砲、警察、學校與特務迫使你沉默,要求你的小孩也習慣這一切,並學著喜歡它。他們幹這些事幹得那樣樂此不疲,那樣不知羞恥,以致最近你經常在電視上看到,他們把所有反對美利堅帝國的人都稱做「恐怖份子」,你看到大量的美軍重又回到你的國家,繼續殺人。
美軍離開之後,又來了許多商人,取代美軍原本的位置。你看到美國、日本還有台灣的資本家,利用免稅、低薪等優惠,在特區內設了許多工廠,絕大多數都沒有工會,沒有團體協約(CBA),員工權益沒有任何保障。而地方政治生態,則和過去一模一樣:還是那個家族,市長、經濟特區管理局主任、議會全掌握在他們手裡,城內的市場、運輸、土地、百貨等等經濟生態,也是同一個家族的產業,外地的大資本想要打進來都不容易,更別說是長期受控的小老百姓們了。整個城市的政治與經濟,籠罩在外資與統抓本地政治、經濟的大家族手中;民主民主,誰是「民」、誰是「主」,不難分辨。
一個組織者
「這裡約十萬人,因為一些客觀限制以及過去組織的問題,目前這裡的社運組織仍待重新展開。一切都才剛開始而已。」費爾南多說。
費爾南多,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一年前獨自來到這個城市,目前是當地唯一的組織者。
「80年代,這裡有過一些不太成功的組織,但是因為這裡的組織者只知道個別組織如個別工會的操作策略,沒有全局的戰略,很容易就被資方各個擊破。另外,也有許多組織者是迫於個人的經濟困難,不得不另找工作……總之,每個組織都沒能延續下來。90年代,這裡是個安靜的地方。」他說。
原本排定和他一同前來的兩個人,一個另有職務,一個因為家裡經濟問題被迫離職,於是便只他一個人,負責組織這十萬人的城市。我為他面對的困難感到擔心,他卻只是笑著回答說:「唉,條件困難,沒辦法支持夠多的組織者……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嘛,哪裡的工人還沒組織起來,我們就去哪裡!」
費爾南多外貌清俊,還帶著點學生氣息,很容易讓人搞不清楚他實際的年紀,還以為他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年輕組織者。實際上,他的經驗可豐富了!從大二開始,他便投入了全職的組織工作,先是在學生組織部門,後來擴大到青年工人,學校畢業後,又到鄉下的農民組織待了一年多,後來又調回工運部門,持續工人的組織工作至今。
一開始,他只是個有正義感、愛出鋒頭的青年。學生時代的他,曾經一人身兼三個樂團的主唱,得過全校競賽的冠軍。他同時是籃球校隊隊員,又長得英俊挺拔,頗得異性青睞。那時根本沒想過什麼社運不社運的,「因為中學念的是男校,我們對女生都非常飢渴呢!」他略帶尷尬地笑著說。後來上了大學,因為一次要求學校改善年久失修的飲水系統的事件,代表學生與校方抗爭,才慢慢涉入公共事務,開始參加社會問題的讀書、討論會,並研讀了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這才逐漸接觸到各種社會運動。
大學念的是一所教會學校的哲學系,別的不教,專教些聖托瑪斯之類的基督神學,無聊的很。「只有一堂課開馬克思主義,比較有趣。不過那老師之所以教馬克思主義,是為了反馬克思主義。我經常在課堂上和他辯論。」他嘴角微揚,有些得意地說:「有幾次,他被我搞的下不了台,就很生氣地叫我滾出教室,說這堂不想再看到我,下一堂再說。哈!」說到這裡,他想起當時的情景,忍不住大笑起來,又緊接著補充說:「不過我跟那老師反而這樣成了朋友,在課堂外頭關係還不錯。他也借了我很多馬克思、列寧或毛澤東的書。學期末還給我很高的分數呢!」
這樣一個人,後來在學生運動中結識了他現在的太太,目前也是社運組織者。菲律賓社運中通行的原則是:男生可以追女生,同樣,女生也可以追男生。「所以,當時是我太太主動約我的,我算是被她追到手的吧。」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他們目前育有一子,已經三歲了。我問他,一個人來到這裡,長期和家庭分離,想必很難熬吧?他回答說:「是啊,我們大概一個月見一次面吧。不過因為我們都是組織者,比較能諒解、適應這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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