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14
印度生死筆記
《印度生死筆記》，山田真美著，長安靜美譯，先覺出版，2006年。
這本書光看書名會以為是談印度宗教、靈修經驗與生死學問題的心靈成長書籍。不過，讀了幾段之後就會發現不完全是那麼回事。作者的本意是以比較文化的視角來書寫印度人如何對待死亡，偏向通俗的文化人類學。而我認為這本書最好的地方是，這本書裡沒有異國情調與不食人間煙火的心靈體悟，卻是以淺明的筆觸記錄了當代印度的嚴酷社會現實的一些片段，從這些現實的情景中，我們不難從中推知印度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以及一場革命的必要性。
【對路倒的死屍習以為常】
→第2章〈第一具屍體〉
1990年2月初，某一個寒冷的傍晚（印度的天氣並非一年到頭都熱得要死，12月底到2月初的新德里其實異常寒冷，夜間最低溫甚至會降到攝氏二、三度）。作者在首都新德里。當時是她初次踏上印度土地的第三天。作者說：
「這一天，我剛結束一整天的採訪，為了回到位於市中心的某飯店，一邊吐著白色氣息，一邊加快腳步走在夜裡。路上還有同樣剛結束工作而踏上歸途的人們，或是正要上餐廳的一家大小、兜售廉價日用品或玩具的小販、形跡可疑的皮條客、骨瘦如柴的乞丐等，各式各樣的人雜沓徘徊，雖說是夜晚，週遭卻意外的顯得相當熱鬧。
『要不要買大麻？古柯鹼也有喔！』我一邊用手『去！去！』有如趕蒼蠅似的揮開糾纏不清的毒販，一邊加快腳步往飯店走。
就在一鼓作氣往大馬路右轉的時候，不意卻被放在路邊轉角疑似大型垃圾的的東西絆到而整個人倒在那上面。就在這時，過去從未曾聞過的惡臭衝鼻而來。
接著跳進我視線的是髒抹布般的破布團，和裡面依稀可見類似褐色皮膚的東西、搓成繩索般綁成束的頭髮，還有，還有，原本應該有眼球卻空無一物的人臉……
一開始以為是垃圾的東西，無庸置疑是人的屍體，而且並不是覆蓋白布、裝飾了鮮花的美麗『遺體』，而只是基於某種理由倒在路邊，如假包換的『屍體』。
……可能因為死後已有一段時間，或原本就營養不良所以瘦骨嶙峋，屍體出乎意料之外的僵硬。眼球應該是被烏鴉或什麼的給叼走了吧？還好季節是冬天，要是夏天，屍體不就腐敗到不忍卒睹的慘狀嗎？」
作者不經意撞見路倒的死屍，這還只是第一層。更說明問題的是路人的態度：
「……儘管身邊有那麼多的印度人熙來攘往，但大家似乎都不曾在意這具屍體。有人輕輕避開，也有人無所謂的跨過屍體就這樣走過去。甚至還有妙齡的美麗女子拉起優雅紗麗的裙擺，毫不以為意的越過屍體。」
我不認為這可以用印度人對於失去靈魂的肉身的蔑視來解釋。問題恐怕是，在印度，這種場景太過頻繁，人們早就習以為常，麻木了。
【吃人的封建禮教】
→第13章〈不可自殺〉
→另參考：薩拉夫著，《印度社會》，1977年，商務印書館。376-381頁
山田真美指出，印度教認為鰥夫再婚一點問題都沒有，卻絕不允許寡婦再婚，強烈要求女性在丈夫死後仍必須永遠為丈夫固守貞操，而且直到21世紀的今天，這種傾向仍十分強烈。「薩蒂」便是此一傾向的極致表現。
印度自古以來就有要求寡婦自殺（自焚）殉葬的惡習，稱為「薩蒂」，而且儘管獨立後便立法禁止，但是「薩蒂」並未從此銷聲匿跡，而且到了1987年，在一個案件中竟依然得到人們的認可。
這個案件是這樣的：1987年，印度北部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的一個寡婦以「薩替」方式自殺殉葬，她的親友因為有協助或要求她自殺的嫌疑被捕，最後法庭竟然以「薩蒂為印度之文化」為由，判定其親友無罪！這是由國家機關正式認可此一吃人禮教，而且時間是在1980年代！甚至到了21世紀，2002年，依然有正式案例紀錄了一位以「薩蒂」方法自焚殉葬的事件。
山田真美紀錄下來的這個故事說明了，與台灣目前流行的「殖民有功論」相反，事實上，帝國主義在被殖民國家會與最野蠻的封建主義聯手進行統治。本故事中直到1947年印度獨立才制定「薩蒂禁止法」，便是證據。
另一方面，即便由國家正式制定了這樣的法律，卻依然還是不能禁止這種暴行，說明了當初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印度獨立革命是極不徹底的，留下了大量的封建殘餘毒素未能清除。這也印證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命題，即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之後，舊式的、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不再可能，只有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是出路。
除了山田真美這本書之外，據薩拉夫的《印度社會》的研究，印度封建時代的剝削階級極端蔑視女性，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財產權，幾乎將婦女當作奴隸。比如著名的《摩奴法典》裡規定了婦女對於男子的依附地位，即便在丈夫死後也必須守貞，給予丈夫捶打妻子、剝奪她的裝飾品及把她幽禁的權力，等等。此外，薩拉夫也指出了《印度生死筆記》中提到要求寡婦自焚的「薩蒂」習俗：「《阿闥婆吠陀》第一次提到，自古以來就存在寡婦自焚殉夫的習俗，《摩科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也證實了這種可怕的習俗。」
但是，薩拉夫提到，這些對於婦女的壓迫是有階級區別的；上述的規定與習俗主要適用於奴隸主、封建主等剝削階級的婦女，至於被剝削的農民婦女的社會地位「在某些方面比剝削階級的婦女為好。」比如，農民不會娶數個妻子（因為經濟負擔不起），不會將婦女幽禁在家中，寡婦可以再嫁，等等。此外，農民更沒有自焚殉葬的「薩蒂」與殺嬰的的習俗，這是典型的貴族習俗，僅限於兩個高等種姓──婆羅門和剎帝利。
由此反觀，山田真美的視野依然囿於資產階級式的人道主義，缺乏階級分析觀點。
【理所當然的殘酷】
→第1章〈行腳屍山〉
1996年11月6日，兩架客機在新德里近郊上空對撞，351名乘客的屍體支離破碎地散佈在棉花田裡。山田真美趕到現場，親眼目睹了可怕的「屍山」場景，觸目所及全是支解的屍塊。
面對此一場景，印度人對此的反應卻令作者十分驚訝。週遭看熱鬧的印度男子對於有許多外國媒體前來採訪十分興奮，「在這個貧窮村落發生的事，對眼前的男人而言，感覺就跟婚禮或豐年祭之類的重大慶典沒什麼兩樣。而前來報導意外事件的記者，在他眼裡也與娛樂電影的攝影班差不多。」
接著，「我留意著不踩到屍體──儘管如此，屍塊早已經被那些來看熱鬧的人們踩得稀巴爛，殘缺破損到跟地表無從分辨──但我還是向男人告訴我的『有更多屍體的那一邊』走去。
那個角落，在警察當局的指揮下，屍體已經陸續的清理。但那卻又是一幅令人不忍卒睹的景象。他們竟然用挖土機接二連三鏟起屍體，並且有如處理垃圾似的，粗暴的將屍體丟落到大卡車的載物台上。」
作者對於這種處理方式感到不解，因為她按「常理」推想，對於死者至少應該用毛毯包裹起來，並妥善地安置。但是經過仔細思考，她開始覺得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應該如何如何的「常理」。
「試想：要這個在1996年都還無法順利使用電力的窮鄉僻壤準備包覆351具屍體的毛毯，是多麼不切實際的要求？別說是包覆屍體的毛毯，村民們恐怕連自己禦寒的毛毯都不敷使用。
想當然爾，在意外發生一小時過後才終於抵達現場的警察或消防人員，根本不可能準備毛毯！一言以蔽之，這裡一開始就是什麼都匱乏的。」
令作者驚訝的還有，印度媒體全都大篇幅刊登了怵目驚心的屍體照片，甚至「有週刊將頭被扯斷、腹部腸子幾乎全部露出體外的女童屍體，與可能是女童隨身帶著的洋娃娃並排的照片拿來當作封面」。如此的報導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一般公眾對此卻絲毫不以為意，沒有任何質疑或批評，完全不覺得這是對於罹難者的人權的侵犯，或是這種畫面可能會對兒童、青少年造成什麼不良影響。
「最令我吃驚的是：購買這些雜誌，並一張張翻閱罹難者照片、拿來當話題討論的，既不是變態也不是異類，而全是過著平凡生活的普通人。」
山田真美在空難發生後聽到一個傳言，說原本有幾個乘客存活下來，但是來看熱鬧的群眾不僅沒有救助他們，反而動手搶奪他們身上的財物，眼睜睜的看著他們斷氣。
對於這個傳言，作者遇到的每個印度朋友都承認這是很可能發生的，這種案例在印度早已屢見不鮮。作者舉例說，曾有一架飛機在孟買附近墜毀，空服員羅莎琳雖然傷勢嚴重，但意識很清楚，她便證實了「意外發生之後，不知從哪湧來了大批的人潮，看起來雖然貧窮卻不凶惡，感覺就像是很平常的村民。但這些人不僅沒有救我，反而將我身上的首飾或值錢的東西拿得一個都不剩。」
【恆河所暴露出的險惡人世】
→第6章〈屍體漂流的恆河〉
儘管恆河是宗教的聖地，但是恆河很髒，這應該大家都曉得，裡頭不僅有各種民生家庭廢水，也充滿了各種工業廢水。作者的一個印度化學家朋友甚至以恆河的髒來證明他印度教信仰的堅真程度。這個印度化學家說，作為化學家，他死也不要進恆河，但是作為印度教徒，他會毫不猶豫跳進去，並且大口大口地喝下恆河水。
此外，恆河裡也有不少死屍。印度教徒火葬之後會將骨灰灑進恆河，這不算死屍。但是，一些「幼兒、英年早逝（婚前死亡）者，或窮到沒錢買柴薪的窮人屍體，有時候也會不經火化就直接丟到河裡。」
此外，恆河裡自古就有鱷魚出沒。一些在恆河失蹤的朝聖者可能就是被鱷魚吃掉了。
比鱷魚還恐怖的是水中強盜集團。「常有水中強盜集團看準了朝聖者洗禮的時機點伺機出現。所謂水中強盜集團，正如字面所示，是在水中（這裡指的是恆河中）搶劫的暴行。他們作案手法是將事先鎖定的朝聖者拖到水中活活淹死，然後慢慢搶完他的貴重物品或現金後，再把屍體直接丟進河裡。」
作者的女兒就讀於新德里的美國學校，畢業旅行時到恆河上游的瑞許凱詩（Rishikesh）泛舟，沒想到就連到了恆河的上游泛舟，還是遇到河中接二連三漂來牛、羊的屍體，正當作者的女兒與同伴開玩笑說「這些可能都是同一家人養的」、「搞不好等一下主人就流過來了」的下一秒鐘，就真的有死人屍體流過來了！
諷刺的是，許多外國人對於印度、對於「恆河洗禮」、對於印度的宗教精神抱有無限的幻想，紛紛來到印度追求精神解放，跳進恆河，吸食毒品，漫無目的地流浪，最後客死印度。
【自殺的國際比較】
→第14章〈復活的屍體〉
→第16章〈世界上最容易自殺的男女〉
也許日本的文藝作品太多渲染自殺的描寫，以至於我們常常以為日本是世界自殺人數最多的國家。不過，根據作者所言，日本的自殺人數雖然不少，但自殺率並未進入世界前三名。
「自從1998年的總自殺人口突破三萬人大關以來，日本每年就固定會有三萬人以上自殺。根據總務省的統計資料顯示，2002年的自殺人數達32143人，其中男性有23080人，女性有9063人。」若將這個數字換算成自殺率，則日本男性的自殺率（36.5/十萬人）在世界排名第十，日本女性的自殺率（14.1/十萬人）為世界第四。
那麼，哪些國家的自殺率比日本更高呢？作者引述WHO在2002年的資料，男性自殺率的世界排名：
第一名：立陶宛（75.6）
第二名：俄羅斯（70.6）
第三名：白俄羅斯（63.6）
第四名：拉脫維亞（56.6）
第五名：烏克蘭（52.1）
這些國家全都是蘇聯集團國家，而且除了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以外，全都集中在波羅的海沿岸。為什麼呢？山田真美提出的解釋我認為有一定道理，她說，人不會僅僅因為貧窮就自殺，比如中美洲加勒比海沿岸各國都很窮，可是自殺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對自古經濟就很落後的國家而言，貧窮就是最普通的狀態。……相對於此，住在立陶宛、俄羅斯、白俄羅斯、拉脫維亞、烏克蘭等國家的人，一定是被迫面對著『不安定的生活』。震驚全世界的『蘇聯解體』、新體制的實施，以及隨之而來的激烈變化（非自己所願），迫使人們面對日復一日不知該怎麼過的生活，而看不見未來。人們面對這種不安時所承受的壓力超乎想像之外。」
相對於負擔主要家計的男性而言，女性的自殺世界排名有所不同。
第一名：斯里蘭卡（16.8）
第二名：立陶宛（16.1）
第三名：中國（14.8）
第四名：日本（14.1）
第五名：斯洛維尼亞（13.4）
山田真美對於斯里蘭卡女性為何自殺的解釋也值得參考。她說，根據研究，大多數自殺案例都是少女或年輕女性，最大的主因則是「一妻多夫」或「近親相姦」。
作者指出，「一妻多夫」制廣泛實施於西藏、南印度及其週邊，與非洲地區。在此婚姻制中，複數的男性彼此是兄弟，有時是兩、三人，有時更多。妻子是複數丈夫共有的財產，必須與每個丈夫都維持性關係，生下來的小孩是誰的無所謂，因為只要是兄弟的基因，都算是留下了家族的遺傳基因。生下來的孩子以兄弟間最年長者為父親，其餘皆為叔叔。
據作者所說，一妻多夫制之所以成立的理由，第一就是不需因為結婚而分家，維持家產的完整。第二個好處是可以避免孤兒寡母的產生，因為任何一個丈夫過世都還有其他人可以養活妻兒。第三個優點是可以控制生育率，因為一位女性終其一生能生的孩子不過十多個。這是窮人之間的婚姻。相較於一夫多妻是富裕的象徵，一妻多夫則是貧窮的象徵。
不過，一妻多夫制中身為妻子的女性必須在各方面「公平對待」複數的丈夫，包括在性交的次數上，這對於女性而言極為痛苦。「跟不喜歡的男性發生性關係就已經難以忍受了，那就更不要說當對象是複數時，等在床上的根本就是地獄！被迫處於那種狀況，相信女性大多會受到極度的嫌惡感或罪惡感折磨，因此就算是導致精神異常，甚至自殺其實一點也都不足為奇。」
值得注意的是，「斯里蘭卡隨著1980年經濟開放政策的實施，自殺率也不斷急速竄升。」
大多數國家男性自殺率都比女性高，但中國去卻是例外，女性的自殺率比男性高，尤其是農村的年輕婦女，自殺率是都市女性的五倍。
作者說，導致農村年輕婦女自殺的主因是「家庭問題」，其中又以「夫妻問題」為最。因為中國農村的男性每年有一億人到都市裡作民工，年輕的太太必須負擔全部家務，生活在封閉的農村，照顧公婆孩子，生活壓力極大。許多外出工作的丈夫有了婚外情，也是導火線之一，此外還有「男尊女卑」思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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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03
馬克思論對華貿易(1859)
◎卡˙馬克思，《對華貿易》，1859。馬恩選，第一卷，755-759頁。
◎Ben Fine and Alfredo Saad-Filho，《Marx’s Capital》，fourth edition。
馬克思重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面性，在深刻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曾經從歷史進步的高度讚美資本主義。有些人因此就片面地擷取出讚美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或是引為同道（比如許多現代化論者），或是加以批判，指責馬克思沒有注意到較原始的生產方式內部的生命力甚至是進步性（比如當初俄國的民粹派和當代的許多新馬克思主義者）。
這是對馬克思的誤解。馬克思很清楚，與一般理解的相反，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的高效率，並不必然能夠在市場上擊敗較落後的生產方式，因為後者能夠以各種前（非）資本主義的方式「將生產成本外部化」，使得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相當的競爭力。關鍵在於和生產力相聯繫的生產關係的具體情況。
「每當亞洲各國的什麼地方對輸入商品的實際需求與虛擬需求──虛擬需求大多是根據新市場的大小，那裡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口岸外貨銷售情況等表面資料推算出來的──不相符時，急於擴大貿易地域的商人們就極易於把自己的失望歸咎於野蠻政府所設置的人為障礙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強力清除這些障礙。……這樣一來，假想中對外貿易從中國當局方面裕到的人為障礙，事實上便構成商界人士眼中能為對天朝帝國施加的一切暴行進行辯護的絕好藉口。」
近代英國為了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利益，自鴉片戰爭起便不斷以武力侵略中國，要求開放通商口岸、撤除各種人為的貿易障礙，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建立自由貿易體制。但是，自1984年南京條約以來，英國除了鴉片之外的其他工業產品貿易量並未擴大。「在最近九年內，英國的輸出，有五年遠遠低於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只有1843年的10/17。」
當時的英國輿論將這種現象歸咎於中國人的節儉與守舊，要求一件衣服要能耐住三年的磨損。但是，
「沒有需要以及對傳統服飾的偏愛，這些是文明商業在一切新市場上都要遇到的障礙。至於斜紋布的厚度和強度，難道英國和美國的製造商不能使他們的產品適合中國人的特殊需要嗎？這裡我們就接觸到問題的癥結了。
1844年，米切爾先生曾將各種質地的土布樣品寄到英國去，並且注明其價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訴他，按照他所開列的價格，他們在曼徹斯特不能生產那種布匹，更不能把它運往中國。為什麼世界上最先進的工廠制度生產出的產品，售價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織布機上用手工織出的布更低廉呢？
我們上面已經指出過的那種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結合，破解了這個謎。我們再來引述米切爾先生的話吧：『……從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細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在農家生產出來的，生產者所用的成本簡直只有原料的價值，或者毋寧說只有他交換原料所用的自家生產的糖的價值。我們的製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這種做法的令人讚嘆的節儉性，以及它與農民其他活路的可謂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會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論，他們是沒有任何希望與之競爭的。』」
因此，馬克思再次強調了他在《中國和英國的條約》中所闡明的道理。他說：
「我們認為，除我們已經證明與西方工業品銷售成反比的鴉片貿易之外，妨礙對華出口貿易迅速擴大的主要因素，是那個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
但是，如果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與之競爭，又怎麼解釋資本主義對前（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破壞作用呢？怎麼解釋資本主義取得主導地位的原因呢？比如英國貨在印度確實取得了優勢。對此，馬克思比較了英國在中國和印度的不同地位與作用，指出：
「正是這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過去長期阻擋了而且現時仍然妨礙著英國商品輸往東印度。但在東印度，那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是以一種特殊的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而英國人憑著自己作為當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夠破壞這種土地所有制，從而強使一部份印度自給自足的村社變成純粹的農場，生產鴉片、棉花、靛青、大麻之類的原料來和英國貨交換。在中國，英國人還沒有能夠行使這種權力，將來也未必能做到這一點。」
換句話說，是社會生產關係的改變，才使得資本主義工業產品的銷路得以擴大，而不是單純的生產力。
正如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Ben Fine所說：「…capital does not necessarily destroy household production because of its superior efficiency. Indeed, household production persists even today, for example, in sweatshops. Rather, independent production is destroyed (or, more generally, subordinated to capitalist production) by the socia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of capitalism. The English peasantry, for example, was destroyed by forcible eviction from the land and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inputs and outputs, rather than by competition from capitalist farms.」（Ben Fine and Alfredo Saad-Filho，Marx’s Capital（4th）：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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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14
IBON and Chossudovsky’s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IBON and Chossudovsky’s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Michel Chossudovsky applies a political prescription to his critical research, which is what research should be. Socio-economic investigations inevitably demand answers. The answers are now provided by anti-globalization and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of peoples who are increasingly armed with the truths and lessons drawn from critical researches and from their own social investigations and historical struggles.
By Bobby Tuazon
Bulatlat
The Philippines’ fiscal crisis is just the proverbial tip of the iceberg, and beneath it is a chronic financial crisis that has buffeted the country since the 1950s. It is the result of an economy that has long been subjected to impositions by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Bank and now,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impositions that entrench a semi-feudal and neo-colonial framework.
The other side of the crisis is that the state’s economic policies have been engineered by policy makers whose own interests – trading, banking, real estate and others – profit from the same conditions that are imposed on the country by the global institutions. They subscribe to the neo-liberal theories of privatiz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deregulation and other bitter economic prescriptions that impoverish and oppress the people no end.
Forced to explain, government functionaries reduce the country’s chronic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to publicly-palatable micro problems such as budget deficit, corruption or poor tax collection. This is because either they want to divert public scrutiny from the stink created by their own garbage policies or their myopic neo-liberal perspectives prevent them from delving into the roots and complexities of the crisis.
The Philippine press - monopolized as it is by the same interests and being, by and large, beholden to the powers-that-be in government - echo the same lies and fallacies. Erroneously, it is fixated to the notion that economic issues are concerns that only government experts,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the academic eli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Wharton, A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other business schools are qualified to discuss for the public’s enlightenment.
They forget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ome institutions, progressive academics, research groups, alternative media, public advocates and mass leaders from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who are not only capable of debating the issues but also in ferreting out the truth from the lies and prevarications peddled by the same neo-liberal and bourgeois thinkers who, in the first place, brought this country of ours into what it is today. Unlike the paid hacks and spin doctors of Malacañang, truth is on their side because their own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vestigations are done in the spirit of public service and volunteerism and not because they have some private interests to protect.
IBON Foundation
IBON Foundation is one research and think tank organization that has consistently earned the ire of government and shaken the intellectual claim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Now in its 26th year, IBON has been the steward of critical research in the country,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s into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even military issues least explored by other well-funded research agencies. Its reports, surveys and publications essentially take the people’s perspective and proceed from the vision that research should be critical and analytical and should be geared toward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is, I think, is one major reason why Malacañang and the corporate elite, for lack of sound arguments or out of fear, often dismiss IBON as “leftist.”
When the story about the fiscal crisis came out more than a month ago, cause-oriented groups, progressive NGOs, reporters and even many academics and students naturally gravitated toward IBON as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As it is wont to do whenever some pressing issues develop, IBON came out with a primer on the fiscal crisi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and became part of a series of forums tackl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Very timely, IBON has published or co-published several books about globalization, world poverty, the U.S. war of aggression in Iraq and Jose Maria Sison: At Home in the World – 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 co-authored by Ninotchka Rosca and Prof. Sison.
One of the books most sought after at IBON is Michel Chossudovsky’s Th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whose second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3 by Global Outlook in Ontario, Canada. Chossudovsky i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CRG), which hosts the critically-acclaimed website www.globalresearch.ca. His writing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20 languages. He is also one of the leading intellectuals of the anti-war movement.
Chossudovsky’s 367-pag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describes the nuances of a New World Order which sustains itself on human poverty, social injustice, wars of aggression that it instigates and undermines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Specifically relevant to the Philippines’ financial crisis is Chapter 3 on “Policing Countries through Loan ‘Conditionalities.’” Here, the author outlines how indebt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have enlarged their debt by being forced to adopt the IMF’s policy prescriptions under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SAP) for obtaining new loans from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belonging to the Paris and London Clubs. The package of structural reforms under SAP, dubbed as “economic stabilization program,” includes trade liberalization, deregulation of the banking system and other industries including oil,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 enterprises, tax reform, the priva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wage freez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
As a result, the IMF’s reform program diverted resources away from the local economy and allowed the dumping of large quantities of imports from the rich countries exacerbating trade imbalances. How the “stabilization measures” contribute to enlarging the external debt is explained by Chossudovsky: among others, the new policy loans are used to pay back old debt thus increasing the debt stock;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forces the new loans to be used for importing goods from the First World-dominated world market as domestic production is replaced by imports. Ironically, the IMF-WB motto is “short-term pain for long-term gain.” Poor countries have yet to hurdle agonizingly the hump of long-term pain.
Financial disasters
Chossudovsky illustrates how IMF-WB policy reform sowed financial disasters in many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Africa, the Balkan states as well as Russia and former member-countries of the Soviet bloc. For instance, he cites the case of Vietnam where, he notes, the more than 50 years of struggle against French and American occupation is being rewritten by neo-liberalism and free market mechanism. The same economic pills would explain the famines and civil wars that have gripped many Af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Somalia, Rwanda and sub-Saharan Africa as well as the ethnic strifes in the Balkan states that were fomented by IMF-WB and the armed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countries.
In a similar vein, the Philippines’ chronic financial crisis continues to agitate unrest particularly in the labor, peasant and urban poor front who comprise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t fuels the Left-led armed revolution and the Moro struggle for self-determination. In 1959, a financial crisis ensued after the U.S. Export-Import Bank and U.S. private banks cut off loans to the country and by 1961, following the peso devaluation under Diosdado Macapagal, foreign debts ballooned to $600 million.
Ferdinand Marcos went on a frenzy of heavy foreign borrowings via IMF-WB that led to a severe financial crisis in 1983. By the fall of the Marcos dictatorship in 1986 foreign debt had risen to $27 billion and local public debt to P144.4 billion. All Marcos’ predecessors continued to rely on foreign borrowings. But Gloria Macapagal-Arroyo’s huge foreign borrowings surpassed the combined borrowings of Ramos and Estrada so that today government’s total consolidated public debt is P5.9 trillion or 137 percent of the GDP.
The resurgence of social unrest and the armed revolutionary movement, which began in 1969, has been fueled by this worsening financial crisis. Crisis begets revolution.
But economic devastation is a global phenomenon as well and is taking place alongside wars of aggression mou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monopoly-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ir drive for world hegemony. “War physically destroys what has not been dismantled through deregulation, privatization and the imposition of ‘free market’ reforms,” asserts Chossudovsky. “War and globalization go hand in h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 believes, the struggle against global capitalism must bring together social movem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a common pursuit and commitment to the elimination of poverty and a lasting world peace.”
Chossudovsky applies a political prescription to his critical research, which is what research should b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ltdown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nomies which makes independent states vulnerable to multinational domination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the aggravation of global poverty will inevitably demand answers. The answers are now provided by anti-globalization and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s now rising across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by peoples increasingly armed with the truths and lessons drawn from critical researches and from the people’s own social investigation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Bulatlat
© 2004 Bulatlat ■ Alipato Publications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reprint or redistribute this article, provided its author/s and Bulatlat are properly credited and notified.
This story was taken from Bulatlat, the Philippines's alternative weekly newsmagazine (www.bulatlat.com, www.bulatlat.net, www.bulatlat.org).
Vol. IV, No. 40, November 7-1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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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2
戀人絮語
《戀人絮語》，羅蘭˙巴特著。國防部網頁：http://www.mnd.gov.tw/PDA/service/servicelist.aspx?SerID=...
國防部竟然將這本書發送給中華民國國軍的每個連隊；當我在連上的政戰書櫃中發現這本書時，整個人呆掉好幾秒鐘闔不攏嘴。長官們可能覺得這是講戀愛心理的書，可以紓發役男對情人的思念吧？
後來，《奮鬥》月刊上甚至出現一篇談戀人絮語的文章，看起來是想以巴特書中的語調呈現戀人的心情，但整個讀下來是不知所云。
不知所云是正常的，因為這並不是談戀愛心情的書，而是談戀愛語言的書；不是要說明或描繪戀人的情感，而是要呈現戀人語言的內在肌理；不是要表現戀人如何相愛、相愛時呈現何種狀態，而是要表現戀人的語言如何發展與流動；研究的領域不是愛情哲學，而是語言哲學。
巴特在〈本書怎樣構成〉中早說了：
……要表現的並非戀人本身（同樣的，既不是他之外的任何人，也沒有關於愛情的論述），而只是戀人所說的話。
……從某種情境的排列產生的怪物就可能成為一門「愛情的哲學」；而事實上我們所期冀的卻只是戀人語言的肯定。
如果這本書寫到了一種戀情，那絕不是存在於某個主體與主體之間，而是存在於語言本身，一種語言享樂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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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1
聊齋誌異 藏虱
鄉人某者，偶坐樹下，捫得一虱，片紙裹之，塞樹孔中而去。
後二、三年，復經其處，忽憶之，視孔中紙裹宛然。發而驗之，虱薄如麩，置掌中審顧之。少頃，掌中奇癢，而虱腹漸盈矣。置之而歸。癢處核起，腫數日，死焉。
《聊齋誌異˙藏虱》
虱與鄉人之間的關係，是自我的某個部分與自我之整體的關係。
這某個部分不是潛在的，而是已經成熟到一定階段，發展為具有獨立存在的東西。但虱的獨立存在並不意味著虱可以完全脫離鄉人；一旦脫離開來，虱薄如麩，失去了活力。
而且虱所代表的自我的某個部分，是自我內在陰暗的某些東西。它發展為獨立存在，正是轉變為一相對的客體，正是在要求解決、要求克服。但是鄉人發現了卻不予解決。
自我內在陰暗的某些東西，可以被擱置，使之遠離，使之失去活力而不至干擾鄉人的生活。但由於並未真正解決，虱與鄉人終究無法互相遺忘。鄉人憶起了虱，虱憶起了鄉人的身體。
在一些情況下，時間可以療傷，但在另一些情況下，時間卻會使事態變得無法挽回。
於是，裹藏並遺忘了二、三年的東西，終究奪去了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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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8
我愛你
冒煙的油燈放射光芒
萬籟俱寂，唯獨我沒有睡意
向熟睡的你俯下身軀
我要再說一遍：我愛你
我過的日子既痛苦又甜蜜
雖說我現在上了年紀
我發現自己愛經常重複
同樣的一句話：我愛你
違心的話我說過不少
但只為一件事懇求你
別以為我這個人太墮落
我愛你決不是虛情假意
我的詩句，真正的詩
算來只有這一句：我愛你
錄自《伽姆扎托夫愛情詩選》，谷羽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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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28
我們為什麼要祈禱
因為我們背叛了
一個年輕人的夢想
他已在兩千年前死去
而我們這些老人不停地說
“我們的父啊
你高居天庭”
如果在地上的話
你肯定也渾身不自在
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國家
一類人掌權
統治另一類人
不管在工廠警察局小學
大學公司還是在教堂
我們嘆息
“神聖歸於你的名”
歸於漂亮口號
而我們只有一個非神聖的社會
因為我們的利潤
來自貨幣流通
股價上漲
以及對原住民的剝削
因為我們的利潤來自
生產和銷售
現世的商品
我們歌唱
“你的意志必將實現”
在天堂實現
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有大半是文盲和
幾百萬赤貧
因為我們是一個秩序良好的
國家公民
有法律維護我們的利益
我們說
“你的國必降臨”
但不是現在
我們寬恕我們的債權人
並希望他們能有長久的耐心
我們詛咒我們的債務人
怨他們把我們生活變成一場賭博
我們祈禱
不要引誘我們
落入必定要套牢的
投機買賣
還請拯救我們
離開工會共產黨
自由派左派和牧師
只有他們才相信
在這塊土地上
有神的國
神的權柄和榮耀
從“現在”
直到永遠
From《彼得˙霍恩詩選》，羅池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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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24
失業
誰若是失業超過一年，他就是廢物」，一位南德大企業的人事經理對我們說。這話聽起來是如此的冷酷和沒人性，這話和勞動局顧問所作的論斷幾乎毫無二致：「誰若是失業長達一兩年，就再也沒法給他介紹工作了。」失業給人留下了傷痕，改變了受害人。
我們在公路上坡處讓她搭車的年輕婦女說：「首先，首先是時間感給破壞了。你睡上16、18個鐘頭，中午之前你不可能興奮起來，你在放大了的時間速度中活動。空閒時間？對你來說聽起來像諷刺。一切都沒有意義，真的什麼也沒有，它敲打你的頭而微弱的希望化為泡影。早在你開始生活之前，你已經給拋出去了，沒人需要你。」她已經失業兩年了。現在她在卡塞爾一家高等學校找到一個學習名額。在她培訓結束之後，她作為一名教師肯定仍然要估計到還是被拋在生活之外，沒有工作。「我還繼續幹下去，因為如果放棄會更糟。」她說：「首先我要延期。」
找不到位置的恐懼使失業者猶如一個心懷恐懼的求職新手。領取失業救濟金──儘管早已採用電匯匯款，但仍然這麼說──意味著蓋章，淘汰。沒有了工作，許多人才認識到只剩下半條命，也許甚至沒命。
我們不斷地了解到失業者的人數，但是對於長期失業的肉體上和心理上的後果，我們了解不多。克里斯蒂安.魯佩爾特斯曾問過失業者，他們怎樣體會他們改變了的處境。「失業者是二等人。」一位31歲的職員苦澀地肯定說：「他們不再有用，是外人，被拋在社會之外。」而一位上年紀的過去的小官員得出這個結論：「領養老金者和病人倒還具有社會能力，失業者沒有。」
一位35歲的接待室助手這樣形容他的處境：「開始是你覺得你沒有用處，你是一個不頂用的人。在長期什麼也沒有之後，物質上的壓力來到了，緊縮開支。」「然後開始喝酒，因為無聊，因為絕望。」另一位婦女承認說。一位過去是一家建築公司的職員說：「你會發病，要是你沒有工作！會變成殺人狂。我肯定這一點，反正是剩下一根絞索。還有什麼辦法……沒有工作，老婆跑了，你還為什麼而活著？失業兩年之後完全垮了。不正常了。」
一位二十來歲的女人，正在等機會進修，靠做臨時工勉強度日，她承認：「我很多疑，變得神經質了。人感到自己低下。我常常不滿。沒有正常的工作，我覺得自己病了。人沒有工作就不是一個正常的人。」在這裡詢問的人之中沒有一個享受過「公費休假」。一位37歲的女助理律師這樣說：「別的人以為，這些人自由了，不受約束了，而且可以整天躺在床上不起來。他們可能忌妒，肯定，但是換一個處境……要是他們知道，這不是閒暇休假，而是折磨，人渴望工作而得不到，在這種狀況下人會發瘋。會用頭去撞牆……」
勞動對多數人遠不只是謀生的賺錢手段。勞動幫助他們建立社會關係，決定他們的規章，是他們的本體的一部份：做什麼，就成為什麼。……幾乎所有的失業者都失掉了和他們同事的聯繫，感到自己和她的家庭是孤立的，由於被懷疑為逃避勞動的人和「社會寄生蟲」而受折磨。他們自己的感覺並不是「解放」，像為美化「解僱」而採用的委婉說法那樣，而是由於一個複雜的危急狀態而被遺棄了、被拋出去了，而他們憑自己的力量是無力結束這種狀態的。
馬利亞.弗里澤《失業和它的後果》
《有為與無為》，第151-154頁。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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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22
為什麼父親失業?
一個礦工家庭中的對話:
"為什麼我們不生火?"
"因為沒有煤"
"為什麼我們沒有煤?"
"因為父親失業了"
"為什麼父親會失業?"
"因為煤太多了"
《1931年的故事》
from 《有為與無為》第357頁，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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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20
演戲還是和飢餓鬥爭?
某演員最近在一次集會上說，創作關於世界各地的飢餓的劇本，乃劇作家之義務，而演員則要到各地去演這類戲，因為只有這才是重要的。我說，我們應當操心的是給挨餓的各國人民送去糧食，而不是帶給他們巡迴演出有關飢餓的戲的劇團。某演員因此生我的氣，因為他不願意和飢餓災害作鬥爭，而只願意演戲。
by 歐根.約納斯科
from 《有為與無為》第357頁，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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